认罪认罚制度在现实中存在什么问题？上海刑事诉讼律师来分析

　　自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近四年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的刑事案件占比逐年攀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85%，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采纳率约为95%。上海刑事诉讼律师来带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以广东省为例，根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2022年3月21日发布的《2021年全省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况”：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审结人数的86%以上。

　　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占量刑建议提出数的93%以上；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人数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议数的95%以上。作为一项新兴制度，即便其适用率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也无法忽略其适用过程中暴露的一些争议。

　　认罪认罚案件中所谓的“协商”在实践中演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通知”；要么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要么常常被威胁如果不接受，到了法院就要加重量刑的结果；大量的轻刑冤假错案正在不断累积。

　　一、问题的提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设计之初，其价值取向就是“效率”，即在一些轻罪案件中节约司法资源，并转移支撑其他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在这样一种价值背景之下，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认罪认罚的案件会在一审程序终结，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到二审阶段。

　　但现实中，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的，但此种情形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直到2021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量刑建议指导意见》），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认罪认罚案件中，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因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而实际上早在该规定颁布之前，实践中已有不少检察院采取这类做法。

　　二、实践中的做法：以“抗诉”反制“上诉”

　　例如，2018年，广州市天河区出现了第一起“认罪认罚上诉”案件，该案中，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九个月。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检察院同步提出抗诉。

　　抗诉理由是“被告人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换取较轻刑罚，认罪动机不纯为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为上诉人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又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原来协商一致的量刑表示反悔，认罪但不认罚，已经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条件，抗诉意见成立，判处上诉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比原来一审判决的量刑多了四个月。

　　再如，2019年浙江省天台县也出现了认罪认罚一审判决之后被告人上诉，二审判处加刑2个月的情况。该案例刊登在2019年6月22日的《检察日报》上。该案中，天台县法院采纳天台县检察院提出的“十一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以盗窃罪一审判处被告人盛某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宣判后，盛某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天台县检察院同步提出抗诉。虽然盛某几番思量后撤回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采纳天台县检察院抗诉理由，认定被告人盛某对原判量刑提出上诉，表明他不再认罪，据此，法院决定撤销原判决对盛某的量刑部分，维持定罪和其余部分，改判他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上海刑事诉讼律师还了解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第29条规定：“原审依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的案件，被告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的，因被告不再符合认罪认罚条件，原公诉机关可提起抗诉。”该规定对于被告人上诉的原因甚至不加以区分，一律可以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