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行为人没有欺骗被害人也成立诈骗罪？上海刑事诉讼律师来解答

　　显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之所以否认诉讼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也是因为将诈骗罪限定为二者间诈骗。如前所述，这一解释过于缩小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其次，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恐吓行为——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上海刑事诉讼律师来为您讲讲相关的问题。

　　与诈骗罪相似，在敲诈勒索罪中，受恐吓的人与被害人不必是同一人，但受恐吓的人必须是处分财产的人，而且受恐吓的人在处分他人财产时，必须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在诉讼诈骗的场合，虽然被害人交付财产是被迫的，但并不是因为恐惧心理而交付财产。

　　由于法院判决被害人交付财产，故应认定法院是财产处分人，但法院只是受骗而没有受恐吓。所以，对行为人认定为敲诈勒索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将上述工程案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恐怕难以被人接受）。

　　换言之，在诉讼诈骗的场合，认定为诈骗罪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为人没有欺骗被害人也成立诈骗罪？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行为人没有恐吓被害人也成立敲诈勒索罪？对于前者，笔者已经作了回答。

　　一旦试图对后者做出回答，就会发现，由于行为人并没有恐吓被害人，故不能认定为二者间的敲诈勒索；由于处分财产的法院没有受恐吓，也不能认定为三者间的敲诈勒索。所以，对于诉讼诈骗而言，与其在敲诈勒索罪方面寻找理由，不如认定为（三角）诈骗罪。

　　此外，虽然诉讼诈骗既遂的可能性不大，但这难以成为否认诈骗罪成立的理由。况且，事实上发生了许多诉讼诈骗既遂的案件；对诉讼诈骗未得逞的，也可能以诈骗未遂论处。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异议，以及前述相关分析，已经表明了本文的立场——诉讼诈骗行为成立诈骗罪。

　　除此之外，还有两点值得说明。首先，由于法院是审判机关，法官具有做出各种财产处分的判决与裁定的法律上的权限，故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正因为如此，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意味着否认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这会导致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窄小。

　　如果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而承认其他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则明显不协调。例如，前述保姆案，恐怕没有人会主张无罪，但被骗人与被害人并不具有同一性。或许有人将被骗人丙也视为被害人，因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其实保姆丙本人如同法官一样，并没有遭受财产损失，现实上主人乙是被害人。

　　也许有人提出，乙不是被害人，因为他完全可以向保姆索赔；可是，即便如此，乙也正是因为遭受了财产损失，才可以向保姆丙索赔；而乙之所以遭受财产损失，当然是甲的诈骗行为所致。同样，在诉讼诈骗中，被害人之所以遭受财产损失，也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欺骗性诉讼行为。

　　所以，只要肯定保姆案成立诈骗罪，就没有理由否认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因为可以将保姆案中的保姆丙视为广义的被害人，所以肯定诈骗罪的成立，那么，在诉讼诈骗中，也可以将法院的法官视为广义的被害人而肯定诈骗罪的成立。

　　其次，旧中国没有规定诉讼诈骗罪，但实务上一致肯定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例如，旧中国最高法院1939年上字第3912号判决指出：“上诉人提出伪契，对于他人所有之山场林木，诉请判令归其所有，即系向法院施用诈术，使将第三人之物交付于己，虽其结果败诉，仍于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外，成立诈欺未遂罪名。”

　　旧中国最高法院1940年上字第2118号判决指出：“上诉人因权利人提起民事诉讼向其追取租仔，先后在受诉法院提出伪契，主张受当该田，及已代为赎回，否认付租义务，自系连续行使伪造私文书，以诈术图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既经民事判决胜诉确定在案，其诈欺即属既遂。”

　　上海刑事诉讼律师认为，就目前来看，这种司法传统具有借鉴价值。总而言之，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债权凭证诈骗三角诈骗除诉讼诈骗外，还广泛存在于利用债权凭证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