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打击重点是什么？上海刑事律师带您了解

　　从陆勇海外代购药品行为性质来看，一方面，其自己作为一名白血病患者需要购买药物进行治疗；另一方面，陆勇无偿为其他白血病患者代购药物的行为，属于民事生活领域的帮助行为，而非商事活动中的经营行为。上海刑事律师就来为您讲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归类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名中，意味着其规范的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基于刑法规定，该类犯罪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即“市场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经济准则与行为规范所调整的模式、结构及有序状态”。

　　不论从陆勇代购行为的性质，还是代购药品的规模、数量以及涉案金额来看，都不属于市场经济活动行为准则规制的内容，同样也不足以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扰乱。因而也可以说，对于本罪保护的次要法益，陆勇的代购行为同样也没有产生相应的法益侵害。

　　刑罚制裁得最为严厉性的特点使得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补充性和后盾法的地位，这也要求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某种法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加以禁止。

　　刑罚处罚与其他法律制裁的衔接配合是人们始终必须关注的。对于陆勇的销售假药行为，如以触犯了对药品管理秩序的规定为由进行规制，也应首先考虑相关行政法规上的处罚，不能直接动用刑法进行制裁，否则容易造成其他法律的虚置以及刑法与其他法律制裁方式的功能错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样要求刑法秉持最后手段性原则。

　　在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下，应运用多种社会调控手段综合保障药品监管秩序的安全，即综合运用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手段来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不能将希望仅仅寄托在刑法对犯罪的打击上。因而，首先，应该运用日常行政监管手段加强对药品的安全维护，建立完善有效监管机制确保药品生产、销售有序健康运行。

　　其次，在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先采用经济、行政法规进行处罚，以之构成法律规制的第一道防线，将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的违反药品监管秩序的行为作为行政、经济违法行为予以制裁；最后，只有在有关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对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危害或造成巨大威胁时，才动用刑法进行制裁，以体现刑法制裁的最后手段性。对于没有达到严重危害程度，没有对民众生命健康产生直接威胁的行为，应避免使用刑法手段进行制裁。

　　因此，尽管我国刑法当前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不再设置入罪门槛，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的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条为代购海外药品不认定为犯罪提供了出罪依据，体现了认定生产、销售假药入罪危害性实质判断标准，彰显了刑法的实质公平正义。

　　陆勇案的最终司法处理结果可能符合民众朴素的心理预期，但案件处理的过程以及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法律界的反思。对于刚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际操作，如何理解“少量”以及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具体把握与认定，仍存在界定模糊的地方，还需要司法部门对于每一起个案的法益侵害进行具体判断，以得出最终合理的裁决结论。

　　犯罪的本质在于法益受到侵害。秩序是否受到侵害以及受到多大程度地侵害并不是抽象而无法感知的，其社会危害程度应具有“确定性”，即必须通过具体法益来表征。在具体法益侵害缺失的场合，以保护抽象的经济秩序为由将某一行为规定为犯罪，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

　　上海刑事律师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为主要法益，其中的假药必须从功能上进行实质认定——对人体的生命健康会产生现实危害。一个行为即使形式上违反了刑法规范并具备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如果不能证明它实际上侵犯了法益，它就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因而也就不是犯罪，国家不得予以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