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知名律师来谈谈公民应该具备的法律素养

　　“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女魔头”劳荣枝被判死刑案、武汉作为一名中国律师遇害案……一些其他网友围观刑事犯罪案件中夹杂的情绪化宣泄也引人思考：今天，我们国家应该学习怎样才能正确地“围观”刑事诉讼案件，应当同时具备怎样的刑法理论素养？松江刑事律师为您讲讲有关的情况。

　　近年来，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员会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全利用他的著作《公开刑事课》 ，用刑法知识武装读者的头脑。

　　今天上午，周光权接受了羊城晚报·羊城派专访，谈了公民刑法理论素养教育问题、法学研究专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环境问题、寻衅滋事罪在一些个案适用中饱受诟病等近期公众可以广泛关注、事关一个国家对于刑事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

　　需要认真审查，以防止滥用寻衅滋事罪刑法公开课是广州的一本羊城晚报，第一卷在短短两年内印刷了五次。你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周光权：《刑法公开课》在形式上是教学活动的实景再现，目前出的这两本书名字都叫公开课。这两本书中的30多章内容，要么是我在课堂上讲过的内容，要么是在各种培训班上讲过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公开课。

　　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是:实践思维，永远是司法思维，注重理论的实用性，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我提出要把问题的思考放在首位，重视判断，从实践中思考问题。刑法学者的任务是以系统思维为主，兼顾问题思维，结合司法审判趋势，灵活应对社会治理中的法治需求。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罪与罚理论进行了精妙的阐释。

　　我这两本书就特别需要注重实用性，几乎每一章一开始学生都有3个以上的案例，有的章节有5个案例。极个别的章节内容没有进行案例，除此之外的很多章节主要都是通过案例在最前面，在后续的论述过程当中，针对企业案例所提出的共性技术问题，找到自己对应的解决中国方案。

　　羊城晚报: 刑法公开课保持理论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因此，近年来，在一些案件中适用“寻衅滋事罪”，常常受到社会的批评。作为一名刑法学者，你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周光全: “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确实被滥用和滥用了。学者们也有许多批评。总的来说，这些批评，我认为都是对的，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把握，对立法精神的把握，对情节是否严重的把握，特别是对治安管理的边界和处罚的区分，我认为存在的问题很大，需要认真审查，需要控制这种犯罪的适用范围，防止这种犯罪作为“口袋犯罪”被滥用。

　　羊城晚报羊城学校:立法上是否有必要完善优化本罪的设置？

　　周光全: 事实上，这一罪名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在立法上没有问题，国外类似的罪名也有，比如日本的纠缠罪就是类似的。主要问题在于司法实践中，有时基层刑罚冲动，有时甚至故意曲解法律精神。

　　羊城晚报·羊城派：您曾提到，写这本书时“重视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案例”。“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案例”出现的原因有哪些？怎样正确对待争议比较大的案例？

　　周光权：争议比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疑难案件，疑难案件为什么总是会产生，这个重要原因分析比较研究复杂，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以后，有些案件刑事、民事交织，增加了复杂性。那么，把各种相关法律之间关系梳理清楚自己本身也不太容易，再加上有些案外因素，比如说地方环境保护、司法工作人员故意扭曲法律文化精神生活等等这些原因，最后也是导致案件很复杂，这很正常，疑难案件在任何国家学生都有。

　　解决疑难案件，松江刑事律师觉得我们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要坚持从立法工作精神需求出发，牢牢地把握每个学生犯罪的构成要件，用构成要件这把标尺去衡量自己一个社会行为的罪与非罪，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很好地处理这些案件。不赞成司法工作实务研究工作者大量地去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