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了同样的行为，如何区分诈骗罪和帮信罪

　　金山区刑事律师事务所总结基本案情

　　马某、郑某、蔡某以及杜某利用“GOIP”等设备，冒充淘宝、唯品会等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对被害人实施电信诈骗活动。其中，马某负责将“GOIP”等通信设备接入电源，保证嵌入的SIM电话卡在每天上午10时至晚上7时正常通话。郑某、蔡某以及杜某将手机卡用于电信诈骗活动，按照200-300元/日的标准收取报酬，协助上有犯罪团伙实施电信诈骗。

　　经统计，郑某操作“GOIP”等通信设备协助上游犯罪团伙使用SIM电话卡实施电信诈骗期间，实施诈骗共22宗；蔡某操作设备期间，共实施诈骗16宗；杜某操作设备期间，共实施诈骗12宗

　　余某明知马某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仍将手机卡卖给马某，牟利400元，同时连续两日负责保持“GOIP”等通信设备正常运行，每天获取500元报酬，牟利共1000元。

　　经查，郑某、杜某以及蔡某供述称马某在找其帮忙维护机器正常运行时跟他们说有人冒充淘宝、唯品会客服打电话给他人，利用他人贪小便宜的心理收取保证金形式进行诈骗，即郑某、杜某和蔡某明知马某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余某在出售手机卡时只是认为该种行为并不正常，且其在负责“GOIP”等通信设备运行后两天内即觉得这种行为可能在实施犯罪而及时停止。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蔡某和杜某存在以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服务器托管、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其行为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余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仍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情节严重，侵犯国家对正常信息网络环境的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法律分析

　　一、共同犯罪的认定

　　共同犯罪的认定要求行为人存在共同的犯意，该种犯意可能自始达成，也可能是行为人后期加入而达成。总之，在主观方面各方已经就共同犯罪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各行为人在该目的的指导了进行了分工，具体负责某一具体犯罪行为，最终构成整体犯罪活动。

　　很显然，共同犯罪的基础在于共同犯意。而在本案中，马某在实施电信诈骗犯罪，郑某、蔡某和杜某明知马某实施诈骗犯罪而自愿配合协助完成。该主观意识的形成在于马某的明确告知以及郑某、蔡某和杜某明知后积极参与。

　　二、帮助犯罪的特殊类型

　　通常情况下，帮助犯罪属于共同犯罪的一种类型，比如郑某等在明知马某在实施犯罪后却依然帮助马某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但是，在《刑法》中存在特殊的帮助犯罪类型，即《刑法》规定了具体的罪名，比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及窝藏、包庇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在该系列犯罪中，有些就是完全可以独立定罪的，比如事后的帮助行为，如窝藏、包庇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也有为了事前的帮助行为，如帮信罪。但是，该类型的帮助犯罪实质上并不能完全的认定行为人与行为正犯达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在此情况下，就有必要进行单独定罪。还有协助组织卖淫罪，该罪的特殊性在于协助人根本不参与“组织”，只是负责外围的招募、运输，而不参与卖淫人员的管理和控制，将二者区分开来有利于精准打击犯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以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但是在实际办案过程中，认定行为人“明知”的证据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公、检两家常发生争议。本文收集相关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的说理部分，仅供大家在办案中借鉴参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以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前提。这里的“明知”是特定的明知，是对行为客体的明知。在刑法分则规定明知的情况下，这里的明知是构成要件要素，即主观违法要素，因而缺乏这种明知，构成要件不具备，行为人不构成犯罪。

　　刑法分则中的明知并不等于确知，而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知道”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明知，例如，嫌疑人本人的供述、还有书证等证据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对行为客体具有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