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律师视角：犯罪预备时能否成立犯罪中止

　　在上海刑事律师的执业生涯中，常常会遇到涉及犯罪形态认定的各种复杂案件。其中，犯罪预备阶段能否成立犯罪中止这一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焦点。它不仅关系到犯罪行为的定性与量刑，更体现了刑法在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秩序之间的微妙平衡。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而犯罪预备则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一般认为，犯罪预备行为尚未进入着手实行阶段，似乎不符合犯罪中止要求已着手实行犯罪这一前提条件。然而，上海刑事律师深知法律并非机械刻板的条文堆砌，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考量。

　　在实际案例中，不少犯罪预备行为人在预备阶段出于良心发现、恐惧惩罚或者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主动放弃了犯罪计划。例如，某甲原计划在上海的商业区投放炸弹以制造社会恐慌，在准备了爆炸物和定时装置后，因偶然看到新闻报道中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的画面，内心受到极大触动，遂主动拆除了爆炸装置并投案自首。按照传统的理解，此时某甲处于犯罪预备阶段，但上海刑事律师会指出，其主观上已经放弃了继续实施犯罪的意图，客观上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行为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本质特征，即自动放弃犯罪并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出现。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承认犯罪预备阶段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秉持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并重的理念。如果对于在预备阶段主动放弃犯罪的行为人仍按照犯罪预备进行处罚，可能会打击行为人主动悔罪的积极性，也不利于鼓励潜在的犯罪人在犯罪边缘悬崖勒马。相反，认可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给予行为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机会，能够引导犯罪人及时回头，减少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同时也体现了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预防犯罪和改造罪犯。

　　在司法实践中，上海刑事律师也见证了诸多支持犯罪预备时可成立犯罪中止的案例判决。这些判决并非对刑法条文的随意突破，而是基于对刑法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会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放弃犯罪的动机、采取的防止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犯罪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因素，来判定是否符合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

　　例如，在一些经济犯罪的预备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原本策划了复杂的诈骗方案，但在即将实施前，因自身经营状况突然好转或意识到违法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主动停止了相关准备工作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了犯罪计划。上海的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认真审查行为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如果确实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便会依法对其从宽处理。这样的判决结果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一面。

　　总之，站在上海刑事律师的角度，犯罪预备时完全可以成立犯罪中止。这不仅是刑法理论在具体情境中的合理延伸，也是刑事政策和司法实践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性需求的必然选择。上海刑事律师在处理涉及此类问题的案件时，应当秉持专业、严谨、公正的态度，准确理解和运用法律规定，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为维护上海这座城市的法治秩序和社会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海刑事律师在面对犯罪预备与犯罪中止的复杂问题时，需要深入钻研法律条文背后的法理精神，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结果，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前行。